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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经济使命

发布日期：2025-04-12 14:21 点击次数：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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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玉

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本质上都是有一定的历史使命的，元朝也不例外。元王朝的政治使命是为同时治理中原汉地、漠北草原和一系列边地探索经验，其经济使命则是将农业技术推广到边疆地区、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发展海洋贸易等。正是在元朝打好了一定基础并积累了相关经验的情况下，之后的明清才能稳健地驾驭那艘超大号帝国巨轮。

和历代王朝一样，元朝面对的首要历史课题就是，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巨大破坏的生产。不过，元朝和前代面对的经济问题又有所不同，因为，中原的经济问题不仅是战争造成的，更是之前大蒙古国历任大汗对汉地的不作为造成的：

战争对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土地荒芜、百姓流亡；大蒙古国时期对汉地治理的无视则让部分地区变成了蒙古人的牧场、贵族的封地。

比起前代，元朝解决经济问题的困难指数明显更高，因为，这对忽必烈来说，不仅是经济挑战，更是政治挑战。

所以，忽必烈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就必须双管齐下，经济和政治两张牌同时打。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下诏：逃亡在外的百姓只要回来种田，第一年免差税、次年减半；对于那些将荒地开垦为耕地的人，五年后再收税。同时规定：各处耕地在限定期内如果无人认领、耕种，朝廷则将其分配给其他百姓耕种。

这可以看作是忽必烈解决生产问题的常规操作，因为，元朝在不能从开拓中获取财富的情况下就只能在存量经济上下功夫。元朝必须完成从战争机器到农耕经济的生产者的角色转变。

至元八年（1271），元朝颁布《户口条画》，对北方地区的户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底排查，目的就是将诸王、贵族手中所非法据有的奴婢恢复民籍，让他们成为生产的主力。

同时，忽必烈还下令将诸王和贵族所侵占为牧地的农田还归百姓，同时禁止蒙古贵族再将中原耕地圈占为牧地。

这是忽必烈为了解决生产问题所打出的政治牌，由于其侵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所以，在忽必烈时期，蒙古宗王的反叛也就成为常态，这也可以看作是忽必烈为了发展生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另外，元朝还在驻军地区发展军屯，据统计，元朝的屯田数量最高时当在二十万顷以上。

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就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增产的事了。为此，元朝在设置司农司的同时还在朝廷和地方设置了都水监和河渠司来负责水利事务，比如：张文谦和郭守敬等人修浚西北的唐来、汉延等古渠，灌溉农田九万余顷；平阳路总管郑鼎开渠引汾水，灌溉农田一千余顷；王允中和杨端仁等人于孟怀路开广济渠，引泌水达于黄河，解决了五县四百六十三处村落的农田灌溉问题...

很快，忽必烈的一套组合拳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史书记载：“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经过忽必烈三十余年的治理，元朝基本修复了金元之际战争对北方生产所造成的破坏，关陇地区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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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经济层面取得巨大突破

图源/剧照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进行说明。中统三年（1262），北方地区的户口数为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六户，以每户五人来计算，大约有七百余万人口，还不到当年金国的六分之一。但是到了至元十一年（1274）左右的时候，北方的户口数就已经增长到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八户。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在灭掉南宋之后又得到了九百三十七万零四百七十二户人。到了至元三十年（1293）的时候，元朝全国的户口数已经增加到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户，共计七千万左右的人口。

据统计，元朝的人口总量最高峰时的数据大约为八千万到九千万之间。

除了恢复生产，元朝还一度将农业技术推广至边地，比如，元朝就曾多次签发内陆军民前往漠北进行屯种，实现了漠北地区生产结构的转变。

对于新疆、云南、海南、广西等地，元朝则是通过指导的方式改善、提高当地的农业技术。比如，至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瞻思丁在任职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期间就“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

受惠于元朝在农业领域的统筹作用，像棉花、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作物也都在各地普及种植了起来。比如，元朝统一后棉花的种植由南方推广到了北方，西瓜的种植从北方推广到了南方。

这是在元朝实现疆域的巨大突破之后才能实现的事。这是元朝在经济层面对历史的最大贡献。

另外，因为有《农书》这样的集大成的农学著作的指导，这也是元朝在生产层面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

但是呢，由于南方在两宋之际就在经济层面反超北方，再加上南方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有限，所以南北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方在税赋层面的占比来进行比较：

南方的江浙、江西、湖广三个行省的税粮缴纳总数就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就超出全国的三分之一。

南北经济的差距由此可见。

由此我们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金元之际的战争、元朝的建立导致南北之间在经济层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定都华北的元朝就极度依赖南方经济。而现实却是，由于宋金之间的长期断裂，南北运河也大面积淤塞，给朝廷从江南调运粮赋造成很大的交通困难。

为了解决漕运问题，元朝,就不得不重开、整修河道。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在山东开凿起于须城（今山东东平）西南的安山，向西北达于临清全长二百五十余里的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元朝又在京师郊边开凿通惠河，引大都西北诸泉水东至通州，全长一百六十四里。

元朝对运河的开凿、整修使南北之间的漕运距离大为缩短，南方的运粮船可以直接驶入大都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停泊。据史书记载：“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后来，明清两朝也吃了元朝所整修的运河的红利。

除了整修运河，元朝还同时发展海运。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在灭掉南宋之后得到了南宋库藏的图籍，由降附的海盗朱清和张瑄从海路送往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命朱清和张瑄二人负责建造平底海船以运粮，且试航成功。随后，元朝又设置了万户府和行泉府司等机构来管理海运业务，由朱清和张瑄负责。

元朝海运的行期和航线为：每年二月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自崇明东入黑水洋，取直线北行，绕胶东半岛入渤海，抵直沽（今天津）。在直沽交卸完毕之后，于五月返航，然后又运送夏粮北上，八月再度返航。

一般来说，漕运比陆运能够节省十之三四的费用，海运则为十之七八，元朝通过发展漕运和海运大大减轻了从南方调运粮赋的成本。

总之，漕运和海运不仅支撑了元朝国都大都的运转，更是盘活了南北经济。而且，后来的明清也直接继承了元朝所开辟的水运体系。这也可以看作是元朝对于历史的贡献。

当然，随着南北方在经济层面的频繁交流，一度在宋金对峙下造成的南北文化中断也恢复了常态，就像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于文化的作用一样，元朝同样因为在水运层面的贡献也促进了南北的文化交流。

同时，南北的商品贸易也受益于元朝所构建的水运体系，民间商业因此是大为繁荣。当时，元朝的纺织、制瓷、酿酒行业都相当兴旺，尤其是松江地区棉纺织业更是遥遥领先。

而且，海外贸易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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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海外贸易极为发达

图源/网络

为了管理海路贸易，元朝还在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来负责海外贸易事务，后期主要有泉州、广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处。

受水运体系的影响，元朝也因此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集镇，比如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

由于元朝世界性帝国的定位，又是蒙古帝国的宗主国，所以，元朝的陆路贸易也特别发达，不仅恢复了旧有的交通线，还开辟出了新的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此外，元朝还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了贸易联系，通过伊儿汗国与阿拉伯和小亚细亚取得了沟通。

当时，元朝输出的主要商品为丝绸和瓷器等传统商品，输入的则为珠宝、药材、香料、布匹等商品。

依赖内部的漕运和海运体系，以及脉络极为广泛的对外贸易，元朝国都大都成为北方的最大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据说，当时每天运往大都城的丝就能达到上千车之多。

南宋故都杭州城就更不用提了，马可·波罗称其“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甚至赞扬杭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对于元朝商业之繁荣，史书是如此形容：“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

为了适应这种商业生态，元朝还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来发行。比如，中统元年（1260）十月，元朝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者中统钞。

元朝在发行纸币后，一度出现了“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的情况，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这是在元朝打通疆域的限制之后的必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影响商业的最大因素就是地理格局和政治。

总之，元朝虽然周期不长，但和政治一样，其也对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给明清经济的繁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所以，元朝的经济，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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